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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驱散难道要纵容他们把事情闹大吗？”高玮着急。
他是淮安知府，淮安地界出了事情，首先要咎责的就是他，因此他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事情尽快平息。
“当然不是，百姓对朝廷有所误解，还是要以劝说为主。”应廷吉看了一眼踱步的史可法，微微提高了一点声调。
“制台大人都已经亲自去劝说了两次了，嗓子都哑了，可那些奸商根本不听，尤其是那个徐旭东，他家中一百多艘漕运船，平常自诩书香门第，忧国忧民，可现在居然躲起来了，可谁不知道今天闹事的人群中，就属他家中的船工船丁最多？若不是有他的授意，那些船丁船工焉敢跑到总督衙门前来闹事？”高玮气愤不已。
“那也不能武力驱散，万历二十九年，苏州商变的前车之鉴我们不能忘记！”应廷吉很坚持。
万历二十九年，万历皇帝派太监孙隆前往苏州，宣布苏州凡织机一架子加征税银三钱，纺织户每匹税银三分，政策一出，纺织企业老板们纷纷反对，并聚集闹事，向税务局提出“罢税”要求，被税务局拒绝，随后老板们组织工人游街示威，并冲击税务所，两名收税的官员被当场打死，此事震动天下，但事后带头者并没有被严厉追责，造成朝廷颜面尽失。
“当年苏州就是因为官员犹豫不决，以至于酿成大乱，今日之事要避免当日之结局，就必须早做决断！”高玮有点激动。
“一旦出兵弹压，事情闹大，将外面的一万多人逼成反民，高知府，这责任你担的起吗？”应廷吉厉声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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